形構「女界」：從《中國新女界雜誌》論晚清女性國族主義

Abstract

新的知識分子在甲午戰敗、維新變法失敗等國族危機中企圖建構新詞、挪用西洋思想，以求理解中國所走向的新的近代世界，並改變中國社會現況。在此背景下，《中國新女界雜誌》與其他以國族為主的晚清婦女報刊，其女權觀被視為附屬於當時的國族運動，並被認為它們盲目地跟隨男性知識分子，主張中國走向近代世界的必要性。是故，女權倡議與女性本身並不相關。 本文在探討國族運動與女權運動之間相互作用時，強調女性知識分子的角度，運用「女性國族主義」的視角重新解讀燕斌女士（1869–1931?）1907年創辦的《中國新女界雜誌》，思考女性作者如何不僅將其女權倡議指向國族主義，亦能夠挪用此國族傾向來合理化女權的爭取，進而自我賦予女權。筆者發現，作為新詞的「女界」在《中國新女界雜誌》中恰恰正是「女性國族主義」的展現。由於「界」當時帶有「合群」、「競爭」等國族內涵，燕斌刻意將「女」與「界」相結合，進而形構想像的女性共同體——「女界」，藉由蘊含國族與女權論述的「女界」表達其雙重目標：其一，提昇中國在當時世界各國秩序中的位置；其二，敦促中國女性走向文明，迎頭趕上他國女界及男界，並爭取男女兩性平等。 儘管「中國女界」包含所有中國女性，燕斌以是否受（新）教育之界限，將「中國女界」中的女性區分為兩種不同女性群體：受過新教育、已開明的女性作者，以及未受新教育、非開明的「女同胞」。由此分別，《中國新女界雜誌》能夠闡明兩方對於振興「女界」的義務：女性作者必須將關於女權的西洋「新學說」輸入給中國女性；女同胞則被期待共結為一體，進而加強女權運動的動力。然而，由於這個想像出來的「中國女界」一直以來仍然處於「黑暗」之中，燕斌將「中國女界」分成為「留日女界」與「國內女界」。「留日女界」透過其對於他國的觀察，能夠挑選適合應用在中國的新的西洋思想，並決定「中國女界」仍須依賴何種舊的本土元素。筆者發現，此種「選擇性」使「留日女界」不僅持有女權運動的話語權，並可自己發明中國本土女權主義，進而敦促中國女性轉變為新女界分子。